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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又称“三光”作战，日军稱之為“烬灭作战”（日语：燼滅作戦）[1]:132。日軍在華北地區對中國軍隊控制地區及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作戰，即燒光所有房屋、殺光所有人、搶光所有財物，徹底摧毁抗日軍民之生存條件[1]:132。这一最早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駿提出的策略，由其继任冈村宁次推向顶峰。[2][3]中国抗日战争時期，由於部分日本占领區内的抗日根据地採用了全民皆兵的游擊戰，導致日軍士兵不斷陣亡且不能有效佔領，未得从当地获得战争资源，却消耗资源且伤亡不断，于是日本軍事機關曾命令其部隊，既不能占有则毁灭这些地区的一切资源，包括人口，對中國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毁；所有糧秣，其不能運輸的，亦一律燒毀」[4]:53。侵华日军、特別是华北方面军（日语：北支那方面軍），自1939年秋开始，针对中国军民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彻底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将这一作战方式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中国共产党的党政通告和传播媒介，将日军这种以毁灭抗日地区人力物力、摧残抗日军民抵抗意志、灭绝种族为目的的军事策略，简要概括为“烧光、杀光、抢光”。這種殺光、燒光、搶光之行為，被稱為“三光政策”[4]:53[5][6][7]。 词源中文文献中“三光”一词作为形容日军战术行为，最早见于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的全国通电[3]。“三光政策”一词最早见于1941年刊行的《解放日报》，是中国对日军的毁灭性屠杀以及破坏的概括[2]。日本方面在战时则称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掃蕩作戰」、「剔抉掃蕩作戰」、「治安肅正作戰」、「治安強化作戰」、“灭绝行动”等等[2][8]。直到1957年，中国歸還者連絡会在日本宣传开这个叫法。2004年7月，日本防衛廳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大日本帝國陸軍步兵第二二四聯隊《冬季山西肅正作戰戰鬥詳報》（冬季山西粛正作戦戦闘詳報）中记录了该联队在山西省展開的作戰中使用了芥子氣等化學武器[9][10]。 经过最早实施“三光作战”策略的日军司令官是1939年9月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駿。此後，1941年7月继多田駿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将此策略发展并扩大，达到高峰[2]。“三光作战”的重点区域在晋东北、冀中、晋东南、鲁西以及山东的沂蒙山区，以及冀东[2][3]。森山康平在《证言记录三光作战》中认为，“三光作战”始于1940年秋季在晋中的作战[11]:286。中國抗日根據地軍民實行堅壁清野，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日本侵略者之「三光政策」[4]:53。 1940年1937年7月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区以平民为依靠，发展游击战争，对日军造成严重骚扰和损失。1940年4月，日本北支那方面军提出了在讨伐八路军时应“彻底扫荡并消灭其游击根据地”的作战方案（见于《在华北的思想战指导要纲附属书》[11]:282）。1940年8月起，八路军在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白晋路、北宁路、沧石路、津浦路、胶济路发动的以交通破袭战为主的百团大战，予以日军很大损失[11]:282。日军为报复起见加大了其“扫荡”的力度[3]。运用“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蓖战术”等战术对八路军根据地村落进行了有组织有系统地彻底破坏性进攻[3]。据现有史料显示，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
据江口圭一在《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一书中记载，日军驻山西省第一军在《昭和15年9月1日～9月18日：第一期晋中作战复行实施要领》中规定：具有敌意的15岁至60岁男子全部要杀死；当地的武器、弹药、粮秣一律抢走；认为有敌对性的村庄（部落），需要烧毁破坏[3]。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曾经指示：“应彻底地对敌根据地烬灭扫荡，使敌不能于将来生存。”命令传到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在 所颁发的《讨伐队之注意事项》中称“此次作战为对敌根据地彻底地烬灭扫荡，使敌将来无法生存，至为紧要。”[3]《第一期晋中作战复行实施要领》中具体写明了《烬灭目标及方法》：
这些作战模式被中共八路军以及中国民众、传播媒介归纳为“杀光、烧光、抢光”[11]:283-284。《昭和15年10月19日～11月4日：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中说明：“烧毁有敌军事设施之村落应特别彻底”，“前进时不应徒然延长时间，而应尽量将前进路上两侧的广大范围予以彻底烧毁。”[11]:284 执行情况这种作战策略在实际上体现为对平民及非武装人员以实施“杀光”、“烧光”、“抢光”为原则。如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士兵菊池义郎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表示：
原日军12军独立混成第10旅的士兵松尾富男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他们经常讲的“扫荡”要求是“烧、杀、抢”。第10旅的旅团长河田健太郎发布的命令是：
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日军多个部队都执行了“烬灭作战”。例如在1940年9月起至年底，日军在山西的作战包括[13]：
又例如1940年10月13日起，日军大规模地讨伐北岳区的冀西和晋东北，自南拒马河上游到阜平附近，先自北向南，然后再由东向西，平行前进。在易县毁房2200多间，在该县常峪沟一带屠杀民众800多人[3]。在五台县则摧毁大小村庄98个，毁房20067间，杀死民众数百人[3]。在河北的作战包括：
同一时间日军的战报中也反映出“烬灭作战”的执行情况。如河北省的例子： 日军的“战斗后彼我形势之概要”称：
1941年进入1941年後，日军继续执行了“三光作战”。1月12日至1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召开兵团长会议时通过了《肃正建设计划》，规定对八路军所在的根据地要“彻底地执行”“覆灭战”。华北日军在此指导下从1941年3月到4月开展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发起了“歼灭战”[3]，例如在山西，日军的作战包括：
又如在河北，日军的作战包括：
7月7日，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7月9日，《晋察冀边区整饬作战计划》出台[11]:285。其主要内容是：“摧毁晋察冀边区之敌共产军，摧毁其根据地之同时，与封锁相配合，破坏其自给自足以求生存之能力，使该地区之敌共产势力消耗枯竭”。“如果击溃敌之集体战斗能力，则在敌地区内之重要地点实施暂时之驻兵，以该地为根据，急袭与抓获隐藏于山中或流动之敌匪，或追踪击溃之，或将敌之设施材料等销毁、搬走，使其势力削减枯竭”。“努力取得当地之物资，收集与运回遗弃物品及缴获之物品，并利用之”[11]:285。这个计划内容仍旧是“三光作战”[11]:285。 8月，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冈村宁次亲自带领下展开。8月13日至9月6日为第一阶段，日军集结搜索围剿八路军主力。9月份后转为第二阶段，日军分为小股部队，对各地区进行分块扫荡清剿，同时进行“三光作战”。有组织、有计划地抢夺粮食、物资，破坏房屋，掳掠牲畜，屠杀与抓捕壮丁等[3]。日军作战行动包括：
9月底，战斗转入第三阶段，至10月中旬结束。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为所到之处的平民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仅在平西区和北岳区（晋东北和冀西）的伤亡就达到4500余人。青壮年被掳走做劳工者超过两万人。摧毁房屋15万余间，破坏秋收田禾5万余亩，平民粮食损失4500余万斤，牲畜损失过3万头，家禽损失超过5万只，农具损坏超过23万7千件。[3]冈村宁次曾经在训令中提到“灭共爱民”和“不杀、不烧、不犯”的口号，但是，“在冈村军司令官之下，三光作战完全没有停止”[11]:286。 无人区冈村宁次为了隔断八路军之间的联系，阻断八路军游走的空间，缩小八路军游击战的范围，开始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将一定区域划为无人区后，区内平民会被驱离或被杀死，区内所有建筑设施房屋等一律烧毁，所有粮食牲畜物资等全部被掠走或烧毁。以日军在晋、 冀两省交界处强行制造的“无人区”为例，开始建立自1941年9月上旬，其目的是要遮断冀西和晋东北的山岳区余冀中的平原区的联系。其范围包括从平定二区娘子关直到繁峙、灵邱南山，总长250余公里，宽15-20公里的地区。在此过程中，日军烧毁13个村庄，杀光了村中170余人，烧毁房屋4400余间，掠走粮食190万余斤。此外日军也在平北丰宁、滦平、密云地区及热河的长城内外区制造范围更广大的无人区。又如五台县境内的“无人区”，南至牛道岭，北到长城岭，东自晋冀交界处，西到清水河，长五十多公里，宽15至20公里。境内148个村庄中的一万八千多村民中，被杀的达9200多人，被抓捕而去的280多人，破坏耕地3万亩，烧毁房屋9800多间，抢掠粮食9600多石。其中孤峪沟长15公里，原有5个行政村，人口上万， 基本被日军杀死。[3] 1942年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美日随后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境内日占区特别是华北成为了日本支援太平洋战区的兵站基地。华北日军为了加强对区域的控制，加紧了“扫荡”和剿灭八路军的军事行动。日军的“三光作战”也逐渐来到高潮。[11]:287日军的作战行动包括：
八路军对日军在冀中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准备不足。主力部队未有及时转移，情报部门也被打乱，损失严重。主力部队由14852人减少到10980人，地方团队由158802人减少至8747人，地方干部损失三分之二。超过2万名平民被杀，5万余人被日军抓捕後带到东北地区或日本做劳工。冀中由八路军控制的地区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冀南、冀西。[3] 1943年进入1943年後，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耗费巨大，尽快将中国占领区变成稳固的殖民地，解决物资供给问题成为了在华日军的首要考虑。为了消灭农村的抵抗力量，日军不断派出大规模的兵力对已经分割成区片的地域进行“分区辗转扫荡”，并要求“彻底的扫荡肃清”。三光作战力度强于1942年。每次每地区投放兵力在1至6万间，并配有专门掠夺收缴物资的特别工作队。比如4月19日起，冈村宁次亲自率领2万余日军扫荡冀南、冀北共区，另有日军和伪军共1万5千余进攻太行山八路军。日军对所经地区村庄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烧毁房屋和农具。[3] 又如9月至12月，冈村宁次出动日军和伪军共4万余人破坏冀西秋收，声言进行“毁灭性扫荡”、以破除八路军所依赖的一切人力物力为目标。八路军针对性地实施了坚壁空室的策略，秘密埋藏粮食物资以躲避日军搜掠。以游击战、夜战、地雷战等方式应对。为此，日军开始在偏僻的山沟山洞中搜掠物资，同时对帮助八路军或不合作的平民给予更暴虐的惩罚，在成规模屠杀之前施以酷刑或以残忍手段虐杀，如强迫村民裸体在冰雪中站立至死，或要求男性村民跪下观看全部妇女被奸杀等等。日军总共屠杀人数为6674人，烧毁房屋近55000间，掠夺粮食2900余万斤，掠走牲畜近2万头，抢毁农具17万余件。[3]当年12月23日，日军在海南岛的和合村进行烧杀抢掠，将10名年轻妇女集中在村边轮奸，其中一14岁女孩被轮奸后刀捅下阴而死，一15岁女孩两个乳房被割下，另有孕妇被剖腹取出胎儿，十名妇女只幸存一人，日军共杀害村民353名，只有18人生还。[15][16] 然而，由于日军在太平洋站场和印缅战场上遭受了盟军巨大压力，不断在支那方面军中抽调部队，所以1943年初开始，华北华中的日军部队质量下降。兵团建制缩小，新兵增多，平均年龄降低。1943年下半年以後，日军对占领区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同时，八路军在应对上较1942年更为灵活，在转移民众和粮食物资方面更加有经验，同时将主力部队渗入了日军背后进行作战。八路军以连为单位对日军据点的袭扰战屡有成效。比如日军秋季对冀西大扫荡时，八路军很快就恢复了对1074个村庄的控制力，甚至往冀中回扑，反击消灭了六百余个日军据点，夺回对3500余个冀中村镇的控制，一度攻入了保定、望都、唐县等13座城镇。[3] 1944年1944年後，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兵力紧张，不断从后方抽调兵力进入太平洋战场。中國派遣军的素质日益低下，人数也逐渐减少，对占领区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而八路军在此情况下也逐步反攻，渐渐夺回了不少在1942年後失去的根据地。如1944年2月至4月，冀中八路军展开“摧碉战役”，使冀中日伪军的碉堡据点数量从1082处减少至519处，恢复至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水平。1944年後，日军的三光作战主要目的为补充物资，规模较小，成效也没有前两年明显。[3] 相关记载和资料有关日军在中国进行“三光作战”的问题，战时出版的中文、日文、英文报刊、杂志以及当时经历者的回忆资料中都有广泛记载。二战结束后，中、日和英文发表的资料、档案对此均有翔实记载。中日以及西方学者对此均有大量研究论著[2]。由於日軍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初，曾經大規模有系統地销毁大量军事文件的关系，目前尚未发现日軍對「三光作戰」的最早、官階最高的原始命令文件，但在已经发现的资料中，包括了散落的军阶较低（师团、旅团级）的日军军事命令，表明了日军内部有明确的指令，将1937年後日軍中国境内對抗日地区普遍的不同規模的屠殺、焚燒與破壞，固化转变為有系統、有組織的較大規模的焚燒與破壞，以达到徹底摧毀中國軍民抗日的戰鬥意志與其物資基礎的目的[2]。 注释参考文献
參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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