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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有明文記載。 内容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历史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抵荆竹山，即将往井冈山推進。为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袁文才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發表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当时在场的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 1928年1月25日颁布了“六项注意”。背景是井冈山的冬天异常寒冷，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粮食和拓宽根据地的面积，毛泽东决定攻打國民政府守备薄弱的遂川县。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占领遂川城，部队分散活动，出现了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借来的许多门板归还时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现象。毛泽东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后，于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
时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毛）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部的湖南桂东县沙田。打土豪时，有的部队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妝当作土豪财产予以没收。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对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正式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李自仁在《红军在沙田》一文记载，[2]当时，毛泽东说：「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1929年，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由于这些地方比较落後，红军到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引起群众的不满。毛泽东知道后，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3] 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 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训令，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曲
歌曲改编自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的《大帅练兵歌》，《国民革命军军歌》也是源自此曲。在湖北編練新軍的張之洞，將此曲重新填詞為湖北新軍的隊列歌曲，這首歌也成為漢陽兵工廠廠歌。[4]後來，北洋軍閥各派系軍隊張作霖、馮玉祥，以及國民革命軍和鄂豫皖蘇區紅軍，紛紛根據自己的軍隊情形對其進行改編。[5][6] 1935年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長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为了对新兵加强纪律教育，时任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与时任红15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词。采用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曲谱。[7][8]1981年《解放军歌曲》第三期重新发表这首军歌，明确注明“程坦编词，集体改词”。至于作曲者，一直注明“佚名”。作曲的旋律特征具有很明显的中国风格，和老六板旋律的模式关系很强，符合中国传统音乐乐理的五音音阶，即从哆到嗦为一律；节奏特征要素为进行曲，这又排除了源自中国传统民歌的可能。[來源請求] 其中第一句最初为“红色军人人人要牢记”，在国共合作时期，改为现在的词句。 由于这首歌曲与两岸的渊源，所以在198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开幕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及中华台北代表团入场时，主办方均采用这一歌曲的旋律作为背景音乐。[9][10][11] 中国大陆对台湾广播电台之一——海峡之声的广播开始曲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编钟版本。[12] 歌词
评价历史学家史蒂芬·乌哈利（Stephen Uhalley）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常得到遵守，使中国红军成为中国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也是一支特别受欢迎的军队[14]。 历史学家露易丝·奇普利·斯拉维切克（Louise Chipley Slavicek）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态度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与中国红军作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国民党军队往往未经允许就登上民房，对平民往往粗鲁无礼，有时甚至没收农民的物资以获取补给。然而，中国红军根据三项纪律和八项注意，要求官兵自己携带补给和寄宿房屋，任何没收农民财产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违者立即受到惩罚。如果红军士兵被发现抢劫农民的房屋，他们会被当场枪决[15]。 露易丝·奇普利·斯拉维切克认为，许多印象深刻的农民自愿为红军提供物资和住所，极大地帮助了他们的战争努力。最终，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加入了红军，为红军提供了足够的人力来对抗日本和国民党[15]。 参考资料
参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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