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
任仲夷(1914年9月—2005年11月15日),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男,直隶威县人,( 威縣今天隸屬河北省邢臺市 ).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地方官,中国共产党元老。任仲夷被认为是中国大陸1970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1980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1985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晚年,仍然能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和威望,对中国大陸的时局和未来发表意见;任於2005年11月15日13时46分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1岁。 生平任仲夷是河北邢台威县西小庄人。1935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抗日至國共內戰时期在山东、河北、大连等地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直到文革,任仲夷在哈尔滨工作;1958年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第一書記,至文革爆發後被解職,被作为走资派残酷批斗。1972年以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文革後,在辽宁短期工作(其间主持了张志新的平反),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率先反对“两个凡是”。[1]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任仲夷曾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在大连市设立经济特区。尽管当时得到了华国锋的肯定,但是大连特区设想并未实现。一种说法是中共中央后来考虑到广东、福建四座城市的条件更好,因此没有考虑大连[2];另一种说法是设立特区的想法当时在中共高层遭遇了阻力[3]。1980年11月,他被邓小平派到广东接替进入中央的习仲勋任省委第一书记,领导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广东早期最艰难、来自上下压力最大的改革开放时期,任仲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段时期的政绩,亦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绩。广东的先行一步,亦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广泛影响。 退休后,他仍然十分活跃于公共事务,除了参加党与政府的会议,亦经常发表讲话、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针砭时弊,探讨中国发展的出路。他多次呼吁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建立“政治特区”。2004年南方都市报案,他与广东省元老吴南生等一起致函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要求从宽处理程益中等人;同年,在纪念邓小平的活动中,他接受采访,称邓小平的成就巨大,但亦有不足:没有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适时地进行他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带来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文章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上发表,另在《同舟共进》、《南风窗》等杂志发表,引起高层不满。 推普爭議1980年代初,深圳歷史上與廣州及香港一樣以粵語為強勢。而任等不樂見本土粵語主導大勢,1982年上半年,任就指示廣東電臺加强推广普通话工作,組織語言專家編寫推廣普通話的廣播稿,在電台開設《廣東人怎樣學好普通話》的講座,還先后以省委的名义发了两个文件,规定县以上的党代会等大型会议必须讲普通话[4]。其花費大量人力、財力,推普力度可算首屈一指[5]。1984年11月,任在會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劉導生時強調:「廣東必須用普通話統一全省語言」。任指,廣東在幹部年輕化過程中,許多新提拔幹部來自地方,有些縣委開會已不講普通話。任聲稱,廣東講廣州話[6]的人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三分之二左右的人講潮州話、客家話、海南話等。廣東不能用廣州話統一全省各地的語言,要用普通話來統一。開放城市和地區,語言不應封閉。任又提出在學校裡,教師要帶頭講普通話,學生進學校就要講普通話。廣州公共巴士報站,也要用普通話和廣州話兩種語言。如再進一步,就只用普通話報站,因廣州當地人認得站,需要報站的主要是外地乘客。服務行業招工必須考核普通話,不會講普通話的今後不予錄取。[7]1988年,其主張進一步採取措施強行推普,當局為此專門成立深港語言研究所,對深圳的語言生活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提出用普通話統一深圳語言的戰略方針。 在強硬執行推普工作下,扭轉粵語原本作為深圳中心通行語言的情勢[8]。1987年7月,退下来的任會見关国栋(時《羊城晚報》总编辑),同其专门谈起了推普的问题,認為“推广普通话这件事,一定要下大决心用大气力,决不能看作可有可无。”,晚报即時跟進撰文[9]。1999年,任在為書題詞時更放言[10]:
由於推普政策的強烈衝擊,深圳的公眾場合語言已變成以普通話為主導,大多數的公共服務不再設有粵語服務,更遑論客家話。教學媒介及社會大環境長期受普通話主導之影響,深圳人在語言交流上整體上普通話為主。由於香港未有強力推普干擾,因此粵語仍可以維持一定的地位。因省港仍可維持粵語輻射影響,有人則認為要阻止粵語恢復歷史影響力[8]。 家庭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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