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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
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或稱弘治帝，是明宪宗皇三子。明朝第10任皇帝，1487年－1505年在位，共十八年，年号弘治。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又能信用贤臣、广开言路，在位期间“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朝出现中兴局面，史称“弘治中兴”。就其個人修養及文治武功而言，是明朝自仁宣二帝後，獲後世普遍評價最高的皇帝。[2]但在位后期對朝政有所懈怠，又縱容外戚，沉迷方術，使宦官李广、蒋琮等人乘机弄权；以致弘治晚年軍備弛廢，國用匱乏，弊政颇多，故不能谓之全美。明孝宗崩逝後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泰陵。 人物生平身世根据《明史》记载：“孝宗达（实为“建”，《明史》误）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讳祐樘，宪宗第三子也。母淑妃纪氏，大明成化六年七月生帝于西宫。时万贵妃专宠，宫中莫敢言。悼恭太子薨后，宪宗始知之，育周太后宫中。十一年，敕礼部命名，大学士商辂等因以建储请。是年六月，淑妃暴薨，帝年六岁，哀慕如成人。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民間則傳說：孝宗出生时，为免被当时的寵妃萬貴妃害死而藏在民間，在憲宗死前才由宮內司禮太監張敏於民間迎回即位。然而明孝宗弟弟眾多，有關說法可能不太可信。 孝宗出生後，廢后吳氏貶居西內，與紀氏謫居的安樂堂相近，頗知消息，往來就哺，才得保全孝宗生命，由吳氏用心撫養過一段日子。不過，在《明史商輅傳》、《商輅疏》、《謇斋琐缀录》、《治世餘聞》等記載，孝宗的出生是宪宗知情的，萬貴妃知情后，一度親自照顧过孝宗，之後再交由皇太后照顧並立為儲君。清乾隆《駁明憲宗懷孕諸妃皆遭萬妃逼迫而墜胎》中認為，對於萬貴妃的詆毀是後人把對萬安亂政的氣憤發洩到萬貴妃身上。 弘治中兴 弘治帝在位初期，励精图治、整肃朝纲、改革弊政，罢逐了朝中奸佞之臣、重用贤士，为于谦建祠平冤，减轻赋税、停征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史稱“弘治中兴”。 弘治帝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又“恭儉自飭，明於任人”，當是時朝廷中，明察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另外又有何喬新、李東陽等名臣，一時號稱「朝多君子」，使明憲宗成化朝晚年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大为改观。 此外，弘治帝重視司法，他令天下諸司審錄重囚，慎重處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問刑條例》。又於弘治十五年（1502年），編成《大明會典》。 弘治帝在治理水患方面亦頗有效果，曾委任白昂、劉大夏修治黃河，以改善河道流向、築堤等方法抑制黃河水患，此後二十餘年間，再無大患發生；另外，蘇松於弘治年間，曾因河道淤塞而泛濫成災，孝宗即命徐貫主持治理，歷時三年，消除了蘇松水患。 弘治帝在位初期的經濟成就也比較突出，賦稅收入比成化年間增加了一百多萬石，達二千七百萬石，成為明中葉的賦入高峰；而且，登记人口方面也有穩定的增長。從弘治元年（1488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間，登记人口增加了一千多萬，達到六千萬口。 漸不克終惟自弘治十五年起（1502年），「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國家財政邁進了入不敷出的狀況，戶部呂鈡指出：『常入之賦，以蠲色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純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對此下廷臣議，廷臣作出多項建議，但僅觸及成效不大的修補政策。 此外，孝宗也常以京營禁軍投入繁重的工作，監察御史劉芳曾上奏說，“京師根本之地而軍士逃亡者過半”，“其錦衣騰驤等衛軍士不下十餘萬人，又不繫操練之數，近年雖立營營，而役佔賣放者多。”，另外又常縱容邊臣，邊臣冒報功次皆得升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殺賊，使邊備日弛，對於北虜入侵能有效抵禦的戰役寥寥無幾[3][4]，如弘治十四年秋七月，孝宗令保國公朱暉掛征虜大將軍總兵官領十萬大軍夜襲韃靼於河套，韃靼早察覺徙家北遁，朝廷用銀八十餘萬，只斬首三級以還，而將士奏報功次竟一萬有餘[5]，“不能禦”，“坐虜入境”，“議者恥之”之類的描述比比皆是。 再者，弘治中期，皇帝自己漸漸迷上了齋醮，從此內庫開銷劇增，孝宗開始不斷地命戶部將太倉庫的銀子納入內庫，至將河西務鈔關關船料改擬折銀進納。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戶部指出“銀承備庫先前進，金止備成造金冊支用；銀止備軍官折俸及兵荒支給，近年累稱不足。金則以稅糧折納及於京市買過八千三百八十六兩有奇，五次取太倉銀共一百九十五萬，”而從戶部納入內庫的銀兩，全部都被孝宗挪用來大興土木，又妝造武當山神像，各寺觀修齋賞賜，修齋設醮等，恣意浪費，以致府藏空竭，國庫捉襟见肘[6]。而且孝宗在統治中期（1500年）後，漸漸不如當初勤政[7]，且開始縱容外戚，措置乖方，如內閣輔臣劉健，徐溥就曾批評孝宗說「切見數月以來視朝漸遲多至日出」，「近年以来用度太侈，光禄寺支费增数十倍，各处织造降出新样动千百匹，显灵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累千万两，太仓官银存积无几，不勾给边而取入内府至四五十万，宗藩贵戚求讨田土占夺盐利动亦数十万。」，「事涉於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而閣臣李東陽也曾直言弘治後期「冗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挽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荊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廠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 弘治晚年，朝臣對弘治皇帝的批評漸多，朝中大臣如禮部尚書倪岳也上疏極言道「（孝宗）近日視朝頗晏，聽納頗難，經筵稀，御用度漸侈，游幸漸頻，進貢之止者複來，樂戲之斥者複取。」但孝宗也不願意聽納，而名臣劉大夏請辭時也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而吏部右侍郎周經則言「（孝宗）幸賞齋醮屢修，游宴無節，內帑空虗多由於此。」，南京戶科給事中張宦也上書道「近來（孝宗）費出無經，或橫恩濫賜之溢出，或修飾繕造之泛興，或祈禱遊玩之紛舉，偶因內帑稍闕即命太倉支取，耗散財物莫此為極」 「今四海民窮財盡，三邊將寡兵疲，糧草空虗，馬匹倒死而黠虜跳粱之勢，貪狼之心視昔尤勝」，禮科左給事中葉紳也言「邇來（孝宗）經筵稀御日講不舉，畫工琴士承恩於便殿，教坊雜劇呈技於左右..少滯視朝時，晏鰲山觀燈或徹曉不休宮中燕享或竟日乃已。」，兵科给事中王廷相奏「今天下大可忧者，在于民穷财尽，其势渐不可为。然所以致此者有四，风俗奢侈也，官职冗滥也，征赋太繁也，酒酿无节也」。可見弘治中晚年皇帝倦勤，國家敗政拮据，百姓困苦的情況。 在統治的十八年中，召見閣臣的次數總共有九次，比成化帝二十三年來召見一次為多。明孝宗即位之初，會聽進閣臣的諫諍，但是後來用各種方法來搪塞閣臣和科道官的建議，使弘治初年所革除的弊政，不僅全部恢復，尚且有惡化之勢[8]，如憲宗晚年的傳奉官號稱弊政，弘治初盡行革除，到了弘治十二（1499年）年五月，傳升乞升文職至八百四十餘員，武職至二百六十餘員，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其次，在軍事方面，從弘治一朝起亦開始糜爛，邊備日弛，人浮於事，有效抵禦的入侵寥寥無幾，也不復當年成化一朝了。另外，有明一代，以弘治對外臣最為縱容厚待，動則大肆外戚藩王賞賜房屋和田地，甚至在一宗貴戚莊崎糾紛案中，偏幫小舅子張延齡，一次就得地一萬六千七百零五頃；又如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二月，賜興王湖廣京山縣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餘頃，旋在七月又賜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頃等等，賞地史不絕書，引起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 駕崩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八日（1505年6月8日），弘治帝因偶染风寒，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駕崩，享年三十五歲。 當時“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有遗命：“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是年十月安葬於泰陵，廟號「孝宗」。長子明武宗繼位。 明孝宗遺詔：
为政举措政治改革吏治孝宗即位时所面临的政治局面混乱不堪，由于他父亲明宪宗在位后期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中皮秕政”的状况。为了振兴帝业，肃清吏治，他在人事上的改革和整顿，可謂大刀阔斧。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前朝奸佞惩罚严厉。将冒领官俸、总计三千多人的艺人、僧徒等一概除名。在清理过程中，朱祐樘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斬殺的只有罪大恶极的僧人继晓[9] 。与此并举，孝宗开始任用贤能之士。1492年三月，孝宗下令吏、兵两部将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之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向吏部、都察院指出，提拔和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無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明朝中期出现了许多名臣，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9]。 广开言路朱祐樘即位初年，广开言路。上台不久，就出现了臣子纷纷上书的局面，连尚未做官的太学生也跃跃欲试，上书提出各种建议。孝宗也有奢侈的想法，于是计划在万寿山建造一座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此事，力谏不可，负责这项工程的朝中官员担心獲罪，抓住虎臣。孝宗闻知此事，先取消了工程，且授予虎臣七品官，派往云南做了知县。孝宗还采纳了除早朝之外，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读奏章，下发指令的建议，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9]。 有說法認為：孝宗统治期间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都自始至终地得以贯彻执行[9]，然而有學者指出，在弘治十四年，孝宗因朝廷財政拮據，以及軍餉籌措有困難而下詔群臣商議辦法，大學士劉健上奏要求改革弊端，並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孝宗卻未採取措施。至弘治十五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常入之賦，以蠲色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純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但僅作出成效不大的修補政策[8]。 1489年，内阁大臣刘吉数兴大狱，迫害了一批官员；信任太监李廣，开始修炼斋蘸之术。孝宗對此自我检讨[9]。 任用官员宰輔 太監
军事1501年，崛起的鞑靼部落以十万骑兵从花马池、盐池杀入固原、宁夏境内，这一事件震惊了孝宗。为了加强军事力量，1502年，孝宗将刘大夏提升为兵部尚书，负责军事整顿。刘大夏核查了军队虚额人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并请朱祐樘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蘸[9]。 经济作为改良，孝宗没有从制度上对百姓的税赋负担进行突出的改变，而在减轻百姓负担上，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从1490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税要求，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意[9]。 历史评价正面评价
负面评价
其他
家庭成员
孝宗是中國歷史上三百多位皇帝中，唯一一位終身只有單一伴侶的[14][15]。根據《明孝宗实录》、《明良记》、《万历野获编》、《明書》、清修《明史》等資料記載，孝宗僅娶妻孝康敬皇后張氏一人，沒有其他妃嬪或妾室。並且孝宗的泰陵只葬有夫妻兩人。 根據筆記《勝朝彤史拾遺記》及查繼佐私修《罪惟錄》，孝宗也許有沈璚蓮、鄭金蓮（《罪惟錄》稱其小字黃兒）兩位選侍[16][17]。因為各種史書中對於妃嬪傳記因有事跡可記、有立傳價值，取捨各有不同，參見《萬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中「八種史書關於明太祖等十位皇帝后妃立傳情況表」。而大部分的妃嬪因為地位的關係都不能葬入明帝陵中。亦有认为，孝宗因為鍾愛皇后，縱容后家，是有奏章等證據。而要當后妃，就會有策立手續和文書，清代修史不至於看不到相關史料。[來源請求] 至於孝宗宫中有五名夫人：敬順夫人邵氏，安和夫人周氏，安順夫人劉氏，榮順夫人孟氏及榮善夫人項氏。夫人在明朝制度並非妃嬪稱號，而是命婦的封號，如外命婦（公侯伯及一二品官正室）或內命婦（資深宮人或乳母褓姆）等，內命婦中，以皇帝的乳母最常在年老後因乳帝之功而被加封為夫人（如明孝宗的保姆封为佐圣夫人[18]、天启帝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仁宗褓姆衛聖夫人楊氏等，皆是有夫有家的妇人）。另，榮善夫人項氏年龄比孝宗大四十四岁，比孝宗的祖父明英宗还大一岁。因此这五名夫人实际上不是明孝宗的妃嫔。 皇后
兄弟
姊妹子女子女發明牙刷謠言美国牙科医学会和美国牙科博物馆等的资料顯示，世界上第一把用刷毛製成的牙刷是由明孝宗於1498年发明的，方法是把短硬的猪鬃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然而以刷毛製成的牙刷早在唐朝[21][22]或北宋中期[23]就已被使用。亦有學者如英國藝術史學家約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把牙刷发明权歸於英国人威廉·艾利斯，1780年，艾利斯把骨头磨成一根细棒，在上面钻了些小孔，然后将猪鬃一束束地插进小孔，并将它们修剪整齐，成为现代牙刷的雏形[24][25]。 艺术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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