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宽
黃文寬(1910年8月11日—1989年7月22日)[1],又名黃玄、黃言,字岩,號萍廬,因生於農曆庚戌年七月初七“七夕節”,故別署乞巧生[2]、隕石道人,齋名剛齋、瓦存室,自榜其寓所為反拙樓、書藏樓,男,廣東新寧(今廣東省臺山市)人,中國文史學家、考古学家、詩人、书法家、篆刻家、律師。民國時期就讀于私立廣州法學院,歷任廣州大學法律系主任和教授、华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執律師業,為廣州律師公會常務理事。1949年後,任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國書協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嶺南篆刻學會首任會長,以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員會委員、廣東省律師協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政協常委等[3][4]。 生平中華民國時期1920年十歲的黃文寬跟母親從家鄉臺山移居廣州。父親早年家窮,便隨台山鄉人遠離故土,到美國謀生,1926年從海外歸來探親,不幸得病死去[5]。 黃文寬天資聰敏,自幼結習詞翰[6][7]。先後就讀於教會學校廣州培正小學和廣州培正中學[4]。 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他是培正學生救亡運動領袖。遠赴中國東北勞軍聯絡東北抗日義勇軍;攜募捐款到綏遠面見馮玉祥將軍,支援抗日同盟軍;後知同盟軍失敗,往北平晉見同盟會元老黃節,相擁痛哭[1][8]。 1932年畢業于私立廣州法學院,執業律師[9]。 黃文寬青少年時即具金石學才華而為西泠印社社員。1935年與陳大年、謝英伯、何紹甲等共創“天南金石社”,社員十一人,社址設在廣州黃文寬律師事務所[10]。 1938年至1943年抗日戰爭時期,投筆從戎,任職於國民革命軍。被派往香港、澳門等地刺探日偽情報,虎穴歷險[8][1]。 抗戰結束後,回廣州復執律師業,在廣州法學院、廣州大學、華南聯合大學、中山大学任教授,為廣州律師公會三位常務理事之一[8][9]。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法律系被撤銷[9]。1953年黃文寬參與創建廣東省文史館[8]。隨著1950年代後期反右運動,因西方法學觀以及國民革命軍任職履歷,黃文寬被當局劃為“右派”中之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於是專攻文史哲[4][7]。 1960至70年代又因文史哲的在學術界的影響力,文革期間黃文寬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1][4]。《澳門史鉤沉》是黃文寬20多年的精心之作,文革期間,書稿所附大量地圖、照片等原始資料均被抄出焚毀,所幸壁藏文稿僥倖逃過劫難[8]。 1978年黃文寬冤案獲得平反。鑒於黃文寬在法律界的威望和成就,政府授予其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省律師協會常務理事等榮譽[11]。 學術領域,黃文寬先後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和副館長,受聘為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11]。1987年應邀赴澳門作學術交流;旋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專題演講廣東詩書[1][4]。 1988年創建“嶺南篆刻學會”,並任首任會長[11]。 研究領域及貢獻黃文寬唯獨法學是科班出身,其餘學科皆為自學[8]。廣涉考古學、人類學、古籍版本、碑版、文學、史學、詩詞、哲學、文字學、書法、篆刻等領域。學識淵博,創作實踐與學理研究相結合,富著述,立論持重,多個領域均卓有貢獻。被誉为“博古開新的天才”[9][7]。 法學黃文寬善于法學學理與案件審理並重。三十多歲的黃文寬先後被聘為私立廣州法學院教授、私立廣州大學教授和系主任、華南聯合大學教授、國立中山大学教授,為廣州律師公會三位常務理事之一。民國時期參與戰區第七軍事法庭間諜案審理,以及粵港澳多起重大案件審理,是嶺南著名大律師[1][7][4]。 哲學先秦《鬼谷子》歷來被視作“曠世絕學、智慧禁果”的高難古代哲學,鮮有人觸及[12]。黃文寬一直把文史哲看作自己的使命,而視法學為業餘[7][1]。善攻堅且獨出己見,闡發《鬼谷子》義理,解析其著重於辯證的哲學方法,禦人於無形之中,具有整體統禦、智謀策略學體系,認為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期《鬼谷子》獨樹一幟。借軍旅生涯之隙,1940年未滿30歲的黃文寬寫畢《〈鬼谷子〉本義》,獲得哲學界肯定,被廣州大學列為教科書[7]。 史學和考古黃文寬以律師特有的邏輯思辨力,把史學和考古關聯於歷史、地理、藝術、人文、哲學、人類學等領域,以及田野考察,使各學科門類之間成為相互貫通、相互協作的有機系統。 他在《蘭亭斷訟》研究中,以律師“庭辯”式的方法,大量舉證,雄辯地論證了馮承素、褚遂良、虞世南三種《蘭亭序》臨本為後世偽託之作[8]。 黃文寬《澳門史鉤沉》經20多年,翻閱明清朝廷記載、大臣奏章和信函,廣東各州府縣誌、福建、浙江省通誌,以及葡萄牙等外國文獻。收錄資料從1514年至1928年,引用書目近百種,釐清歷史事實,使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强占澳門的歷史真相浮出水面[8]。 黃文寬參與廣東省以及全國多次古墓和文物發掘整理,寫出了許多研究論文和考察報告,載入《考古學報》、《文物》兩種文物考古界最重要的刊物,成為文物考古界的重要文獻。如 《南越文帝陵墓的發現和廣州歷史地理》、《戴縉夫婦墓清理報告》、《廣州市古城磚拓片及修城考》、《廣西貴縣發見的宋墓質疑》、《〈文獻通考〉校誤》等等,均為黃文寬這種獨特的學術方法的結晶[7][13]。 古文字學古文字學中的“通、同、假”被古文字學界共認為最難研究的學問[14]。《〈說文解字〉通、同、假》是黃文寬著力最多的一部大部頭著作,前後歷經數十年,積累書稿甚富。“通、同、假”屬於古文字學繁複的概念系統。包含“古今字”,即“文中的古體字”、“異體字”,同音同義不同形的字。“通假”就是用讀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代替本字,通假字所代替的那個字叫做“本字”。“通、同、假”之間容易相混。黃文寬在“通、同、假”概念的釐清和簡明化上面取得了突破,界同行歎為佳構[7][4]。黃文寬治學嚴謹,數易其稿,終未成書便與世長辭。1989年臨終前對其摯友王貴忱(1928—,時任中山圖書館和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表達此著作未能完成的遺憾[7]。 金石篆刻黃文寬篆刻初無師承,溯金石之本,承先秦和秦漢璽印,覽明清文彭、鄧石如、黃易、吳讓之、吳昌碩、黃士陵各家篆刻,兼收並蓄。故其用刀不拘成法,因材運刀,尤善作漢急就鑿印,切刀沖刀並用,於刀鋒中隱含石痕筆意墨韻,體現了其主張“刀”(刀刻技術的力度)、“石”(石材的剛挺)、“墨”(書法筆墨的韻味)三者合一的印學觀念。他在“守默”一印的邊款上刻道:“文寬此作自立門戶,空諸依傍矣”, “正刀與側刀,淺沖與深沖,大切與小切”互用。其印章既深入蘊含古人精髓,又自然融入了個人的氣質,形成他印面闊大、飽滿、渾成的剛健之風。黃文寬培養了大量篆刻藝術人才,被稱為“嶺南印壇教父”[9][15][11]。 詩詞1933年黃文寬23歲即著有《嶺南小雅集》,頗得黃節賞識,許為善選學。還編撰有《歷代紀事詩選》、《南明廣東詩說》等[1][7]。黃文寬尤為強調詩言志,故其詩敘事寓志之所向,多剛健沉實間或豪放。尤工七律和七絕,其中“由來積健始為雄,象外環中絕太空。我向破荷亭上立,從知老子氣猶龍。”可見其氣概[9]。一生留下大量詩作。僅論印詩就有百餘首,例如“務從險絕歸平正,圭角銷磨風骨存。筆陣縱橫齊大化,未須黑白與君論。”言說篆刻藝術精要,隱喻剛直磊落的品性和人格[6]。 黃文寬這首七絕是他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 綺筵藩溷任風翻,(滄桑人生) 少已能頑老更頑。(顧性傲岸) 我是支機天漢石,(天資超邁) 收藏黃文寬富收藏,各種古籍善本、印譜珍本、碑貼多達200種,其中《十鐘山房印舉》《丁丑劫余印存》《千璽齋印譜》等為原鈐珍本。又藏有古代璽印直至明清近現代吳昌碩、黃牧甫等名家印章800余方[7][15][6]。 出版物及學術遺存類目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