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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胡宗宪。胡宗南（1896年5月16日—1962年2月14日）[1]，原名琴齋，字壽山，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及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位，蔣中正的心腹之一，民國初期被時人稱為蔣介石的“十三太保”。[2] 胡宗南是東征、北伐、統一、剿匪、抗戰、戡亂、保台諸戰役，全程參與的唯一黃埔學生。抗戰期間，胡宗南曾經主持陸軍官校第七分校，地點在王曲。校中有兩幅重要對聯，一為「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另一為「鐵肩擔主義，血手著文章」。前者原出現於廣州黃埔，後者出自胡宗南的壯懷，皆為黃埔精神精義所在。 由於胡宗南驍勇善戰，深謀遠慮，善於統御軍心，加之又深得蔣中正的寵愛，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軍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穩了腳跟，成長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悍將。 連戰指出，他的父親連震東與胡宗南曾在西安相處多年。在戰時幹部訓練團擔任教官的連震東，與胡宗南更在1959年成立的國防研究院中同為第一期研究員，兩家人過去交往甚密。[3]  經歷早年祖籍浙江宁波镇海，3岁时随家迁孝丰（今属湖州安吉县）。青年时代曾追随斧頭幫王亚樵。1920年入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暑期學校，結識張其昀、繆鳳林。1924年6月進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曾因身高未達1.6米未被錄取，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被录取，1925年畢業，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其後胡曾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 中年1932年，胡宗南參與組織力行社和復興社，居“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1935年7月，胡宗南率军坚守松潘县城，红军久攻不下，被迫绕道过草地，在草地因恶劣行军条件损失惨重。1937年4月12日，第一軍胡宗南部由陝西調往徐州，負責徐州、蚌埠一帶治安[5]:5402。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的1937年冬，胡宗南任国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團長；其後擔任国军第三十四集团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等職，号称“西北王”。胡宗南以四十萬軍隊駐陝西西安，胡宗南在西安有三個住處，興隆嶺、小雁塔的戰區長官部、以及幽會紅粉知己的東倉門公館，號稱<狡兔三窟>。
1947年1月15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赴鄭州晤參謀總長陳誠、鄭州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檢討戰局，研究作戰方案[5]:8266。 蔣介石在南京召見胡宗南，預謀奇襲延安，因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國共產黨間諜（與胡宗南部屬申健及陳忠經被周恩來共稱中共情報「後三傑」），胡宗南的軍事行動遂被共產黨掌握。胡宗南從來沒有懷疑過在自己身邊的熊向暉是匪諜[6]。 1947年2月9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三原召開作戰會議，布置進攻關中地區[5]:8283。2月28日，蔣飛抵西安，部署對延安軍事進攻[5]:8297。中共得到秘密情報，部署延安緊急疏散[5]:8297。3月1日，蔣召見胡宗南，研討進攻延安計劃[5]:8299。3月12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到宜川、洛川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三路進攻延安[5]:8310。蔣命胡宗南以25萬兵力進攻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戰軍放棄延安[5]:8316。胡宗南的第一軍收復延安，因戰功升為陸軍上將并授予二等宝鼎勋章。胡宗南佔領延安一年中，始終找不到中國共產黨主力，由於机要秘书熊向晖共諜暗中通報，國軍於青化砭、羊馬河及蟠龍鎮三次戰役 - 蟠龍鎮軍部糧彈後勤被共產黨部隊擊敗，再敗於沙家店戰役。宜川戰役中，刘戡和严明皆陣亡，旅长李纪云、李昆岗被俘，4月21日整编第十七师撤出延安。1948年6月，蔣介石視察鄭州、西安，並在西安召集軍事會議，面授胡宗南主任應變機宜，留三日返回南京[7]:55。10月10日，胡宗南為挽救荔北敗局，從耀縣、興平、潼關等地急調整編第一師、第六十五師、第九十師、第七十六師等部，共3個旅90,000餘人，進行反擊[5]:8694。是日，先頭部隊進至大荔北柳池營、中山地區，被解放軍擊退[5]:8694。 1949年4月10日，胡宗南到溪口[8]:181。5月，胡宗南部隊於扶郿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后，損兵折將超過10萬餘人。5月20日，西安撤守[8]:206。部隊陆续撤退至秦岭及巴山地区。12月7日，派胡宗南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9]。胡手下剩三個兵團，不久第七兵團裴昌會在德陽降共；第十八兵團李振在成都降共；第五兵團李文在雅安被圍剿，只有少數人逃往了西昌。12月16日，胡宗南由成都飛到海南島榆林港[8]:283。12月20日，胡宗南部隊決定放棄成都[8]:284。12月22日，蔣介石清晨4時即起床，親函胡宗南指示方針，及今後空軍與其進行途中詳盡聯絡方法[8]:285。因其丧师失地以致全军覆没，下令他與西昌共存亡。12月30日，胡宗南由海南島飛往西昌，準備收拾殘局[8]:287。 晚年國防部副參謀總長郭寄嶠向蔣介石表示：“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背了戰爭利益，也違反了指揮道德。”蔣介石派機接胡回臺北。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於西昌機場搭專機飛往臺北，並調任中華民國總統府戰略顧問。同年5月11日，監察院山陕甘监察使主任李夢彪等46名監察委員聯名對胡宗南提出彈劾，以其“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置乖方、貽誤軍機最巨之胡宗南，一無處分，殊深詫異。”六個月後，國防部軍法處宣布“監察委員李夢彪等彈胡宗南各項，均與事實相反，俱不能成立”，“自無若何刑責，足資論究。……應予不付軍法會審。”終因蔣介石庇護而失敗。 1951年5月30日，胡宗南給行政院院長陳誠上書：「請以現在臺灣、香港之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省的義民三萬人為基礎，成立三個野戰挺進縱隊，施以必要之軍事戰鬥技術，及實施游擊所需之技能……深入浙、閩、贛、蘇各省邊境，建立基地。」[10]:1958月，身在臺北的胡宗南，化名秦东昌[11][12]出任江蘇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乘船前往大陳島赴任。仍復職指揮沿海遊擊隊與解放军作戰。1952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過轄區只有浙江沿海少數離島（主要為大陳列島、一江山、披山、頭門山、漁山、南麂）。 1955年，胡宗南再赴澎湖任澎湖防衛司令官。1959年，胡宗南退役，復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62年2月7日入住臺灣榮民總醫院，14日3時50分病逝，年65歲，6月9日葬於陽明山陽明書屋境內中興路旁[來源請求]，17日蔣介石夫婦親臨胡宗南將軍靈堂致祭[13][14]。 郝柏村提到：「抗戰期間，胡將軍駐節西北重鎮西安，彭孟緝將軍時任西安砲兵旅長，要見他得依例先登記候約。但到臺灣後，彭將軍任參謀總長，胡將軍任陸軍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彭總長到澎湖視察時，胡將軍都親迎機場，對這位老部下兼新長官，執行部下之禮甚恭，彭總長連聲說不敢當。兩位對軍中倫理和階級服從，都立下完美的榜樣。」[4] 曾在大陳島擔任胡宗南機要祕書的陳和貴，憶及當年總是不解胡宗南為何不搭吉普車而寧願步行爬過山頭洽公，事後胡宗南表示：「這裡的汽油比臺北貴了1倍。」王曲第7分校19期學員孟興華表示：「校長（胡宗南）自請赴大陳島打游擊戰，又自行請命駐守澎湖，完全實踐了黃埔人忍辱負重的精神。」[3] 胡宗南晚年曾感慨地說：“我有兩個剋星，如果周恩來是我的政治剋星，那麼彭德懷則可以說是我胡宗南的軍事剋星。”[15] 旌忠狀
評價郝柏村在《胡宗南上將年譜》序〈黃埔精神的典範--胡宗南上將〉，寫到：「胡宗南是黃埔一期最年長的學生，入學時已28歲（當時學生平均年齡應為20歲），曾有社會經驗，毅然攜筆從戎，故在先天上，他是黃埔一期最成熟的學生。歷經四大戰役，他的升遷在黃埔子弟中首屈一指，畢業後兩年（民國16年），就當了師長，從帶40人的排長，升到帶一萬人的師長。爾後從第一師、第一軍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先後統兵達百萬，而在蔣公心目中，直以接班人之勢期許之，乃因他是黃埔精神的標竿。」[4] 胡宗南於中華民國陸軍史上，創下黃埔軍校畢業生的五個第一：擔任軍長、兵團總指揮、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乃至升任將軍均拔得頭籌，他也是唯一一位遷台前即獲第三顆將星的黃埔生。與戴笠不僅同被外界名列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且傳為1932年3月成立於南京的「藍衣社」骨幹。[16] 中國共產黨《福建黨史月刊》寫到: 「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著名的上將軍之一，黃埔一期畢業生。周恩來曾評價說：
胡宗南曾經無數次地思考過：為什麼自己在佔盡天時地利的條件下，還是輸給了農民出身的彭德懷。他至死也沒弄明白。對此，彭德懷一句話點破了天機：人和。歷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失去了民心，無論你曾經多麼強大，多麼顯赫，都會被歷史無情地拋棄。」[15] 《文史天地》2012年第5期載：「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和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在黄埔系军事集团中，凭着蒋介石对他的赏识，第一个晋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胡宗南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认为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胡宗南的统战工作。」[17] 傳聞抗日戰爭胡宗南次子胡為善解釋：「因为父亲和中共交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在内战时期的经历被传播得比较多，相反，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战役却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为他对抗日根本没做什么事情，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带领部队在淞沪战场坚守了6周，而他们的牺牲也极为惨烈：4万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1,200人。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1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18] 胡為善強調：「西峡口战役（豫西鄂北會戰）」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从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点，父亲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赴郑州，接受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投降仪式结束后，鹰森孝问我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副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副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这时孔令晟刚好在外地受训，父亲因而对孔令晟印象深刻。他曾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汇荃（即熊向晖）的职位，但孔令晟表示，不愿意做参谋，只愿意带兵打仗，父亲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后来曾出任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职。他现在仍在世，已有90多岁。」[18] 第二次國共內戰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中共在國民黨軍政要員邊安插不少間諜，熊向暉、陳忠經、申健等……3人是胡宗南為國府培養的人才，而後被吸收、成為中共情報後三傑。其中熊、申兩人早已過世，近來才有陳忠經消息傳出，他早以99歲高齡（2014年7月13日）病逝，陳忠經兄弟─陳琳29日於《光明日報》憶述，其兄長身為紅色情報人員的生平，披露若干未曝光內幕，也為國民黨潰敗下了歷史註腳。文革期間，陳忠經的身分讓他飽受打擊，他被視為「敵特」，被打得遍體鱗傷，若非周恩來的保護，他早以「潛伏胡特」之名被殺。文革結束，胡耀邦為他平反，請他出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顧問、副部長，同時他還一直擔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客座教授，2009年起因病長期住院直到過世。[19] 陳琳說，1938年至1940年，熊、陳、申等3人逐步深入胡宗南身邊，秘密受命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陳忠經有一特殊背景，非熊、申二人所擁有。1949年之前，陳父陳延暉長期擔任國軍高級將領徐永昌幕僚。陳忠經就充分利用這層人脈，抬高身價、鞏固在胡宗南身邊的地位，同時探聽國民黨高層的最新動態。某次，陳忠經被戴笠的手下攔住，他靈機一動，上前狠狠打了攔路軍官耳光，大罵「你想造反嗎？」並順手掏出一張公文表示，「我是省黨部執行委員，奉胡長官命令到各地視察黨務。你要造胡長官的反嗎？你是不是共產黨？」對方看情況不對，連忙讓路。[19] 期間，陳忠經曾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省支團書記、申健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西京分團書記、熊向暉則成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侍從副官。抗戰勝利後，胡宗南為培養接班人選，派三人赴美深造；周恩來接獲彙報時提到：『胡宗南保薦他們去美國留學，中央同意，我們對美國瞭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得益的是我們。』三人赴美後，國府1947年9月在北京破獲中共地下組織與電台，逮捕不少中共黨員，還包括在西安與熊、陳、申3人秘密接洽的聯絡人。[19] 與中國共產黨張戎在《毛泽东：鮮为人知的故事》暗指胡宗南「可能」是「紅色代理人」，“蔣介石逃往臺灣時，派飛機來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陸，卻被部下一擁而前，急擁上了飛機。……蔣還派胡主持‘反攻大陸’的工程，包括派人潛入大陸，都一一慘敗。”巧合的是，中国大陆的《炎黄春秋》杂志在2007年6月号上登载了朱汉生名为《胡宗南的未遂起义》的文章，表示胡宗南确有接近中国共产党。 這導致胡宗南的後人及舊部屬孔令晟等群起抗議。此書原本計劃由台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刊行；2006年3月28日，胡宗南之子胡為真（時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代表）透過遠流出版事業公司董事長王榮文表達對本書不滿：「為了維護父親名節，什麼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是朋友，出版後是敵人。」 張戎在書中提及當年國軍將領胡宗南將軍，是共產黨臥底的間諜，針對台北有人提出反論，張戎表示，她也聽說了，因為胡宗南的兒子胡為真曾經跟她連絡過，但這是她根據當年胡宗南打了一系列戰役的資料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張戎指出，有人說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才是共產黨臥底，所以胡宗南是冤枉的，其實熊就是共產黨，但他在1947年時就離開胡宗南到美國去了，之後又發生許多事情，包括毛澤東遇險又脫險的事，都在她書中有著墨，那時熊已經不在胡宗南身邊了，可是後來胡宗南攻打延安的一系列戰役，都讓人對胡宗南起疑。張戎說：「熊向暉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但不能斷定胡宗南不是。」[20] 在其身後50餘年，長子胡為真親自規畫、修訂，由台灣商務印書館推出傳記《一代名將胡宗南》、《胡宗南上將年譜》等4部作品，除了在黃埔建軍90周年之際，以此系列書紀念黃埔軍魂，也為涉及胡宗南的不實傳言正視聽。胡為真指出，當年老蔣總統曾打算以西昌作為反共的最後根據地，胡宗南當時雖認為軍隊入川將難保，但仍秉持「服從領袖」精神入川，損兵折將超過10萬餘人。曾打算死守西昌的胡宗南，根據當時情勢在與蔣經國深談後，促成台灣作為反共根據地的結局，而老蔣也一紙令下要胡宗南棄守西昌來台。[3] 個人與家庭胡宗南的妻子是葉霞翟。胡宗南曾多次於蔣介石面前，為戴笠說項，戴笠也投桃報李，介紹其女門生葉霞翟與胡宗南相識，兩人於1937年訂婚。不料抗戰爆發，胡宗南誓言抗戰勝利才成家。由於胡、葉兩人並未對外公佈婚訊，之間還曾發生蔣夫人宋美齡有意撮合胡宗南與「孔二小姐」孔令偉的一段插曲。胡、葉兩人直到1947年結婚，此時新郎已51歲、新娘也34歲，夫婦倆的長子即為國安會前秘書長胡為真。[16]
胡為真表示，自己前幾年才發現父親擔任澎湖防衛司令時，薪水總是分為3等分，一部分是私款拿來公用，一分寄回家要養的部下。透過多年來梳理父親的資料，以及昔日故舊的分享，胡為真表示：「希望讓世人對我父親的不了解，得到澄清。」[3] 胡為美認為：「古人說蓋棺論定，幼小的我們不懂這些，只記得當時的場面，記得母親椎心的哭泣聲。父親一生不為自己打算，走後家無恆產，母親面對現實，積極果斷地決定外出工作，以撫育我們四個孩子。不為國家增加負擔。母親是美國威斯康辛麥迪森校區的政治學博士，最終選擇辦學，繼承父親教育救國的遺志。應邀協助曾經擔任過教育部長、與父親生前教育理念一致的好友張其昀博士，創辦私立文化學院研究所，（現文化大學前身，初創時一度命名私立遠東大學），並且兼任家政研究所主任，校址選在陽明山山仔后，從此開始了她獻身教育事業、早出晚歸的職業婦女生活。而曉峯先生為了紀念父親當年所說：『中國復國的人才需要具有哲學，科學，兵學與品德的修養。』將文大訓練新生的大講堂，定名為宗南堂，並一度陳列了父親生前所有的勳章、遺墨、配戴過的武器、紀念品等，以激勵學子，告慰父親在天之靈。」[14] 參考文獻腳註
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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